2019年9月24-30日，上海电影家协会举办《礼赞新中国70华诞 上海电影成果巡礼》展览，隆重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艺术呈现上海电影70年不断攀登艺术高峰取得的辉煌成就。结合展览，协会举办了专题论坛，9月25日邀请了艺术家吕其明讲述他的电影往事和从艺经历。以下内容根据他的演讲稿整理而成。

　　在我们伟大祖国即将迎来成立七十周年的时候，我作为抗日老战士、老党员、老文艺工作者，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和最热烈的祝贺！也祝我们在座的朋友们节日愉快。今天很高兴，有机会跟朋友们见面聊天，我就谈一点在七十周年的感想和回顾吧。先给大家讲讲三个数字：9，19和90。

　　9，是我1940年参加新四军，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直到全国解放的9年。这9年我都是在部队大家庭里面度过的，对我人生的成长来说非常关键。1949年我随部队（华东军区文工团）进了上海，那时候我19岁，而现在我已90岁了。19到90岁，我在上海，特别是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度过了整整七十年。

　　我进上海的时候是一个文艺兵。当时我们进城的时候，我的皮带上挂着一支小手枪，背包上面有一个小提琴盒子，市民们投来了惊奇的目光，怎么土八路还有洋玩意？我们团很特别，除了我们队以外，还有一个放映队，还有军乐队。大家看过《亮剑》，里面有一个军乐队，就是我们这个团的军乐队。

　　一眨眼七十年过去了，我生活在上海，上海的人民养育了我，我深深地爱着上海这座伟大的城市。我的生命融入了难以割舍的上海情结，上海成了我的第二故乡。我在这里成长，有痛苦，也有欢乐；有坎坷，更有辉煌。在这里，我实现自己的理想，非常欣慰。

　　人生都想美梦成真。我曾经有过四个梦想，可以说都成真了。第一个梦想是小人小马小刀枪，第二个是小提琴梦，第三个是音乐梦，第四个是电影梦。       

　　1938年我8岁的时候，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来到我们家乡，纵队司令员张云逸来找我父亲。我父亲吕惠生，192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农学院，是一位农业专家，后来积极参加抗日，支援新四军，和地下党有联系，所以张司令一到就访问我父亲。他们在房间里交谈，我就和他带的警卫员们在外面说话。他们说新四军也有小战士，也去打鬼子，那叫“小人小马小刀枪”，他们说红军时期的故事，讲儿童团怎么站岗放哨等等，讲得我心里痒痒的，我就幻想着什么时候也能够“小人小马小刀枪”—参军。1940年，国民党要通缉我父亲，因他积极带头支援新四军募集弹药粮饷。父亲得到地下党通知就带领我们全家逃出了虎口。我父亲是一个书生，母亲拖着一双放大的小脚，带着我们四个孩子，一路上苦不堪言。我们大概走了一二十天，到了淮南抗日根据地。到了根据地以后，我父亲就被分配去抗日民族政府工作。这个时候，新四军二师的抗日剧团看中了我，要我参军。我那时候10岁了，很调皮，总是在外面，结果被抗日剧团的老大姐们发现了，他们在排演一个抗日题材的歌剧叫《农村曲》，第三幕有一个逃难的小孩，他们在到处物色小演员时看中了我，到家跟我母亲谈希望我参军。我母亲很矛盾，10岁的孩子参军？她说你们去问问孩子的父亲吧，他们真的去找到我父亲，我父亲很干脆，参军是好事嘛，让孩子到革命大熔炉里面去锻炼。就这样，我和我姐姐吕晓晴，姐姐比我大2岁，我们两个人在1940年的5月参加了新四军。我的第一个梦想“小人小马小刀枪”实现了。

　　第二个是“小提琴梦”。1942年，我们抗敌剧团迎来了一位大作曲家贺绿汀，他来指导工作，前后待了三个月的时间。有天晚上，皓月当空，我听见远处有音乐声，就跑过去，看见作曲家在一棵大树下拉小提琴。他当时拉的什么，我记忆中好象是贝多芬的曲子，非常优美。我想世界上还有这么优美的音乐？真是听傻了，感动得不得了。作曲家一曲拉完，看见这么一个小孩坐在那儿，就走过来和我聊天，问了一连串的问题。他问我喜欢音乐吗？我说喜欢。他说，你现在12岁，正是学拉小提琴的时候，赶快叫你爸爸买个琴，抓紧学。从此，我就得了小提琴的“相思病”，就想哪一年我能够有这么一把小提琴。但是谈何容易啊，在战争年代不可能有很多钱去买琴，我们都是一把二胡、口琴、笛子，最多是手风琴了。1947年，我被调到华东军区文工团，这个团有六把小提琴，就分给了我一把，圆了我的小提琴梦，从此我就学拉小提琴了。刻苦学，向老前辈们、老大哥们学。1949年进城后，我们转业到上海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成立了电影乐团，我被分配到电影乐团拉小提琴。1951年、1952年的时候，乐团因故解散，大部分人调到了北京电影乐团。1951年我分配到作曲组，担任电影作曲，不拉小提琴了。但是我和小提琴的缘份没有断，因为我作曲的时候，还是要用小提琴的。五十年代初，我自己买了一把小提琴，在创作的时候拉。拉二胡是为了表演，拉小提琴是为了写作品，这把小提琴现成列在我们电影博物馆。这就是我的小提琴梦。

　　第三个是“音乐梦”。1946年，那已经是解放战争时期了。七师文工团转来一批战利品，其中有一架钢琴，一个留声机和一批唱片。当时我是个“土包子”，从来没有看到过钢琴，我们的音乐指导员管荫深（曾任上海音协秘书长），他上海音专没毕业就去参军了。他钢琴弹得很好，不仅如此，还从缴来的唱片中给我们上现场课。我们的团员，和今天在座的差不多，也是这么多人，一个团全部集中起来。指导员给我们讲解，交响乐是怎么样的，特别是放到贝多芬第六交响乐的第二乐章，美极了，小河流水，小鸟的叫声，将田园的风光演绎得淋漓尽致，我非常感动，听得入迷。但大多数大哥哥、大姐姐们都进入了梦乡，当成催眠曲了，唯独我听得津津有味。当时我就觉得，我哪天能够写交响乐，哪天能够搞音乐？又多了一点梦想，又做了这个音乐的梦。当然，这个音乐梦，这些年来，我也实现了。这是第三个梦。

　　第四个是“电影梦”。1947年，我们华东军区文工团有了一个电影放映队，放映的全部都是苏联早期的电影。那时候的观众简直是人山人海，银幕在广场上挂起来以后，正反两面都有人看，大家非常喜欢看电影。我也是着迷了，特别是里面有很多好听的电影歌曲，祖国进行曲等等，对我都很震撼。电影太好了，我又做了一个电影梦，哪天能够参加电影工作就好了。1949年5月进上海，11月上海电影制片厂成立。上影成立之前，我们华东军区文工团有两个队，这两个队中有一个队要继续向福建迈进。结果二队走了，我们一队留下了。如果当时领导说一队走，那我现在可能就在福建了。领导说一队留下，接下来我们队就脱下了军装，在11月16日上海电影制片厂成立的时候进入了上影厂。我又圆了我的电影梦，在电影战线上干了七十年。

　　我给朋友们讲的这几个梦，可以说都是美梦成真。应该说，我是一个幸运儿。我有两个身份，一个是战争的幸存者，一个是新中国的幸运儿。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有很多的战友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其中就包括我的父亲吕惠生。当他走向刑场的时候，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时年43岁，就走完了他光辉的一生。我们有很多的烈士倒下了，而我在抗战中也曾死里逃生，但我幸存下来了，我是一个幸存者，所以我感恩我们的党。我又是一个新中国的幸运儿，把我分配到电影厂。那个时候我们就是一个螺丝钉，党叫干啥就干啥，在这种情况下，能走上电影作曲这个岗位上真是太幸运了。

　　我是在红旗下长大，在党的怀抱里成长的，我今天取得的成绩，完全是党对我培养的结果，而不是我自己有什么过人之处。我能够取得一点成就，应该归功于党，归功于人民。我今年已经90岁了，回过头来，如果我父亲在天有灵的话，他会含笑九泉，他的儿子没有给他丢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