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24-30日，上海电影家协会举办《礼赞新中国70华诞 上海电影成果巡礼》展览，隆重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艺术呈现上海电影70年不断攀登艺术高峰取得的辉煌成就。结合展览，协会举办了专题论坛，9月26日邀请了艺术家孙渝锋讲述他的电影往事和从艺经历。以下内容根据他的演讲稿整理而成。

　　上海电影译制片厂七十年来，走过了从艰难到辉煌的历程。从1950年第一部译制片《团的儿子》到2019年9月，一共译制了1383部电影，涉及36个国家，有29部获得过国家奖项。根据周总理当时的要求，我们把中国电影译成英语和法语，输出的也有将近20多部，这里面有故事片和纪录片。我们还做了90多部内参片。

　　七十年来，上译厂培养了三代配音演员。第一代大家都太熟悉了，如邱岳峰、毕克、尚华、苏秀、李梓等。我七十年代参加译制厂工作，担任译制导演、配音演员和演员室主任，执导的译制片有三百多部（集），涉及26个国家，其中有三部影片荣获华表奖，我参加了上千部影视片的配音工作，属于译制厂第二代的配音演员。还有比我们小一点的第三代，这三代配音演员都是老厂长陈叙一带出来的，他是我们上译厂的奠基人。

　　1949年上海刚解放，老厂长陈叙一当时还在部队文工团。那时候刚进上海，军装还没有脱，就接到一个任务，要想办法组建翻译片厂。老厂长非常兴奋,他在上海长大，6岁开始就看电影了，看了近千部的中外影片。他一直有个心愿，就是我们中国观众走进影院看外国片，就像看国产片一样，没有语言障碍，这是他的梦想和心愿，但当时开展这项工作还是很艰苦的。1949年年底，他带了几个人去长影厂学习。1949年11月16日，上海电影制片厂翻译片组正式成立。1950年的时候，当时只有十几个人，在福州路与江西中路一个大楼的空房子里面，靠着一个皮包机，一个钢丝录音机等旧工具，折腾了好几个月，完成了我们上海第一部译制片《团的儿子》，译制片厂就这样白手起家了。

　　当时的演员都是从各个方面招来的，有演过话剧的，像邱岳峰，还有苏秀、胡庆汉、杨文元，后来，赵慎之、李梓和毕克等人也先后加入片组。这差不多就是第一代上译人的班底。1957年，翻译片组更名为上海电影译制厂，任务多，要求也更高了。陈叙一厂长知道，光靠这些演员来配音，从表演技能、表达水平来说是有一定难度的。老厂长做过话剧演员，也做过导演，外语特别好，还改编过外国的剧本。他想了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就是邀请上影厂老演员加盟，和配音演员一起配音，比如孙道临老师、张伐老师，还有很多有经验的话剧演员。我们当时配《列宁在1918》等很多电影，都有上影厂的老演员参加。像《王子复仇记》是孙道临老师配的，那是真棒。苏秀老师、赵慎之老师讲起那一段历史感触非常深。这个传统一直延续了很久，就这样慢慢地把第一代演员带出来了。   

　　从五十到六十年代，老厂长带领大家摸出了一套符合译制片制作规律的艺术流程。首先是看原片，所有参加的人都要看。老厂长曾对我说，第一次看片即使你不懂外语，但电影的内容，人物之间的关系对你是有启发和收获的，会激起你的创作激情。电影本子翻译也是有要求的，受口型限制，要尽量做到口型和内容一致。本子译出来之后，就是初对，初对的过程就是做工作台本，这是非常关键的步骤。老厂长要求翻译、导演和口型员一起做这项工作。口型员从影片开始第一句话到最后一句话，都要观察口型，这个人说了几个字，那个人说了几个字，都要详细记录下来，然后按照记录来编口型，做一个配音的台本。这个流程工作量很大，但非常重要。

　　我简单举个例子，比如说中国话有一个“来”，英语就是Come，它是双音节的，我们在翻译的时候就要注意到这个问题。“来”中国话就是一个字，翻译必须要编成两个字，“过来”“你来”。碰到日文的话，它就比较长，一个“来”字有五个音节，我们翻的时候光说“来”那就很别扭，必须要配上五个字，“请你过来下”或者“你过来一下”这样口型就合上了。又比如我们说“晚安”，在日语里面有七八个音节，那就要翻成“请你早点休息”“祝你晚上做个好梦”等包含“晚安”的意思。

　　初对的环节，重要的是把握人物想要表达的意思，吃不准就很难办。当时我搞《砂器》的时候，周平老师翻译说这个人是火柴水龙头，什么意思呢？日本人一听就知道是说一个人很坏，但中国观众没办法听懂。后来我们琢磨出来，火柴就是煽风点火，水龙头就是兴风作浪，最后翻成这个人经常在背后煽风点火、兴风作浪。译制片翻译中有大量这方面的工作要做，只有把意思吃透了，才能找到合适而准确的中文来表达。

　　老厂长对待翻译有一条很重要的标准，就是“语不惊人誓不休”。一定要把他的原意充分表达出来，表达得很准确才行。所以他在做翻译、搞本子上非常下功夫。大家都看过《简爱》，最后有一场是在花园里面，罗杰斯特和简爱在一起谈论互相之间的感情，简爱说了一段话：我穷，我不漂亮，但是在上帝面前，我们经过坟墓的时候，我们都是平等的。这一段台词非常重要。记得有一次老厂长对我说：小孙啊，我昨晚洗脚感到很不舒服。我说要么水太烫，要么太凉了。他说我年纪大了，袜子没脱就洗脚了。过会儿大家来上班了，他招呼大家说来来来，昨天那段词我有了，口型完全一致，就把这段对话说出来了。后来我明白了，从昨晚他一直在琢磨着这段词该怎么译，甚至连洗脚的时候也在想，难怪袜子都忘记脱了，这是一种了不起的敬业精神。

　　再说《敢死队》，有一个词——“头”，当时风靡全国。说的是美国的一个上尉带一帮囚犯打德国鬼子，这些囚犯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叫长官，上尉都可以，但没有人物之间的味道，老厂长挖空心思想出了一个词“头”，这么称呼，味道就大不一样了。这方面，老厂长给我们做出了榜样，对我们触动都很大。我们译配工作大都是在黑房里面，你的乐趣，你的人生价值到底在哪儿体现呢？但凡你要想出一个绝词，那就会高兴上好多天。这就是我们老厂长讲的，一定要语不惊人誓不休。我们译制的影片里有总统、总理、大臣，也有流氓、地痞、阿飞的角色，各色人等，一应俱全。老厂长和我们说，要搞译制片，就要做一个杂家，要多看书，因为要表现的人物五花八门，什么都有，知识面必须要宽。像我们厂里的毕克、尚华等很多老师，他们都很爱看书，知识面很广。

　　初对之后，剧本搞好了，百分之七八十的味道就出来了。下面一个重要的环节叫导演开名单。因为导演是从头到尾参与这部戏，要看大量的资料，否则你不能算了解影片。我记得当时译制《拿坡仑》的时候，把《法国大革命史》《拿坡仑传》《拿坡仑和他的女人们》都看了，对这部影片的背景了解完了以后，就可以提出我自己的看法。开名单很重要，我们厂里的演员，声音形象很多，就像京剧一样，生旦净末丑都有，声音很丰富。老厂长非常注意我们演员的搭配，生旦净末丑都要有，演员搭配成功了，这部戏就比较有可看性了。

　　接下来是复对，所有参加工作的人员在一起，从头到尾看片子。这个时候导演要谈戏，这是什么样的戏，它的主题是什么？我们要注意什么？哪些人物身上有哪些特色，我们在配音的时候要注意什么？都在复对的过程中跟大家沟通，让所有参加配音的演员统一思想，对这部影片进行了解，完了以后才能进行配音。复对完了以后，基本上只有半天的时间准备，比如说上午复对，下午就给大家排戏的时间，有些戏必须重的，哭啊，笑啊，还有口型不大容易抓的，这些片子可以抽出来，可以反复的放，反复的看，把握它的关键。每个演员的排戏都不一样。卫禹平老师配过的《警察局长的自白》，这个戏很难，是一个纪事性的拍法，警察局长跟黑帮有很多的对话，口型非常难把握。我看他排戏的剧本上画着休止符，休两拍，吸一口气，再说话。因为他会拉大提琴，乐感非常好。口型对上了以后，看着本子配音，完全合得上。我们每个演员都各有一套方法来保证把戏配好。复对完了以后排戏，排戏完了以后就进棚录音了。那个时候一部戏大概录四到五天。我们录的戏和现在不一样，现在是从头到底往下录，我们老厂长不是，他先录一些过场戏，都是很简单的戏，把重场戏，特别是大喊大叫的戏放在后面。老厂长有一个习惯，他喜欢翘二郎腿坐在那里看，演员一看老厂长的二郎腿还在抖就说明还不行，腿不抖了就能过了。有一次邱岳峰配《简爱》，配了几次，嗓子有点哑了，“简、简、简”一直喊到最后，这时回头一看，老厂长腿不抖了，说了一句“过”，这一段戏就结束了。后来我问老厂长，这段戏前面已经配得蛮好了。老厂长说还不够，要喊的勾人，要把简勾回来，最后他沙哑的声音，饱满的情绪，非常好。老厂长对这些演员都很熟悉，他一定要把演员最好的，情绪最饱满的状态记录下来。配音演员在配音过程中有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自己首先要感动，你动情了，你说出来的话才能打动观众。

　　录音实录好了以后，老厂长给我们制订了鉴定补戏的环节。我们把所有的原片对白联系起来，大家都在那儿看，看完以后提出来哪些地方不合适，情绪不对，或者是名字念错的，或者有些重音不对的，这些戏重新挑出来补一补，就像产品最后一个检验关，检验过了以后，才能混录，才能出厂。我们老厂长通过这些年的摸索，制订出了这样一套艺术规律流程，来保证我们译制片的质量，这是我们上译厂的经典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