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日下午，上海电影家协会在文艺会堂举办“海上电影沙龙——电影《革命者》观影暨创作交流会”。影协青年会员、上海电影评论学会会员、上海藤井树观影团等100余人参加活动。

影片于今年7月1日公映，围绕1912至1927年波澜壮阔的历史展开，讲述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积极探索改变中国、拯救民族的热血历程，热忱追寻正确革命道路的故事，也正是在他的感召之下，毛泽东等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热血青年及各阶层群众前仆后继，积极投身到传播马克思主义、建立中国共产党和建设新中国的革命进程中。在日前公布的第34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入围榜单中，电影《革命者》获最佳故事片、最佳编剧、最佳美术、最佳音乐和最佳剪辑五项提名。

观影结束后，上海影协理事藤井树主持了交流活动，她以对谈的方式，邀请影片导演徐展雄与观众们分享了创作体会。

    Q&A     

 
【藤井树】

我先抛砖引玉提几个问题：导演，您在最初的创作当中，最难的难点是什么？

【徐展雄】

首先觉得能在这么一个特殊年份里面有这样一个机会拍一部我们党创始人的影片，是一个巨大的荣耀。紧接着，确实会想到一系列的难题，首先是怎么破这个题。李大钊这个人物在中国的影视史上拍过好几次，怎样为现在的观众再次呈现这样一个人物，是当时最大的命题。其实我对李大钊的了解和大多数人一样，只是停留在我们所受的传统教育上。怎样突破惯常思维对这样一个人物的想象，去重新展现他，成为当时最大的困境；同时，当我们想要拍一个电影来展现一个人的人生时，通常会采用编年体的方式，从这个人出生讲到这个人的去世。但这种方式是否能为现在的观众所接受？这也是我创作之初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所以归纳起来就是两个问题：一是李大钊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二是我们要以怎样的方式来拍这部片子？

【藤井树】

现在选择的叙事手法是李大钊行刑前的36小时，然后当中穿插李大钊生命当中比较重要的几个节点。这个叙事手法是在剧本创作层面就定下来的，还是后来剪辑上的选择？

【徐展雄】

管虎导演当时提了一个想法，我们能否通过其他人的视角来展现李大钊？就像一千个读者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们相信妻子眼里的李大钊和毛泽东眼里的李大钊和蒋介石眼里李大钊，是不一样。从这个角度来说，它应该是突破了仅仅把李大钊定义为只是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或者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表现他被作为丈夫、作为敌人、作为老师、作为朋友是怎么样的。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破题，通过不同人的视角展现李大钊的不同层面，让这个人物有丰满性，有不同的样貌。

在进一步做剧本的过程中，我们慢慢确定了用一种更加类型化的方式来讲故事。设置一些悬念，再加上倒计时的手法——李大钊已经入狱了，再过一天半他就要去世了，在这当中发生了什么故事？对于现代观众来说，这可能比按时间线来讲述李大钊38年的生命要更有吸引力。

【藤井树】

我最后一个问题，影片中呈现了几个人眼里的李大钊，你们的取舍标准是什么？以及在成片背后，有没有已经拍了，但最终我们没有看到的？

【徐展雄】

确实我们希望通过不同角度来展现李大钊这个人物，比方说白客饰演的这个人物，他的人生在剧本阶段有非常详细的故事，他是个北京胡同里行乞的小市民，为救生病的妹妹去偷东西，然后被逮了，李大钊救了他，并给了他妹妹买药的钱。在李大钊的感化下，他渐渐向善，迎来了解放，但确实是因为篇幅的关系，没有铺展这方面的故事。现在留下来的这些主要人物，其实是跟大事件和非常重要的革命历史节点相结合的，试图用这些人物展现波澜壮阔的我们国家的现代史。

 
【观众1】

第一次见徐导，对您个人的经历比较感兴趣。您应该是编剧、翻译出道的，是怎么跨界成为导演的？

【徐展雄】

就是小时候有一个电影梦，读书的时候，因为家里面没有任何人，包括我生活的环境里面没有任何人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所以电影对我来说一直是一个爱好。我也没有科班的经历，我学的是中文系，想从事电影这个行业，你能选择进入到这个行业的途径就是写作，用编剧的手段进入到这个行业里。我确实也是做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编剧。翻译那部分，因为我本科是英文系的，研究生是中文系的，所以我也有翻译的能力，试图翻译一些电影类的书籍。这其实是一个自学的过程。一方面在自我积累，一方面也是通过编剧在慢慢了解这个行业。我特别相信，你要成为一个导演，首先要具有一定的编剧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因缘巧合，终于有一个机会变成导演。2018年的时候，我和藤井树一起参加了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创投，我们拿着一个项目去参加创投，拿了一个奖，终于有第一次的机会做导演。

【观众2】

有一个细节，我们从小看到的李大钊的照片，都是戴黑框眼镜的，在电影里面是金边的，还有胡子有点长，不知道导演怎么考虑的。

【徐展雄】

关于眼镜，我们做了大量的史实考证，黑框的眼镜他也有的，金边的眼镜他也有戴的。李大钊被行刑前，并不是戴着眼镜赴死的，当时在刑场上，有个荷兰记者给他留下了生前最后一张照片，照片上李大钊没有戴眼镜，他的头发被剃光了，这个情节是第一次在电影中展现。

 
【观众3】

徐老师您好，我是上海戏剧学院19表演的研究生，今年我代表上戏参加了上海的一个建党百年的晚会，当时让我演党的一大代表王尽美。我当时的方法只是看了他的自传，包括去相关的纪念馆学习他的知识。我想问一下徐导，您在选择演员的时候，会注重哪些方面？或者对于非常伟大的人物，您在拍摄的过程中，对于演员有哪些要求？

【徐展雄】

我们这次对几个主角演员的要求，首先是形似。因为观众对著名的历史人物有既定印象，如果连形都不似的话，很多时候你演得再好也没有用。另外，演员在演绎伟大人物，或者领袖人物的时候常会遇到像你一样的担心。我们有一个统一的方法，就是首先把他还原为一个人，所有真实人物都是有七情六欲、有缺点的。我当时就跟李易峰说，你千万不要去想象他是毛泽东，因为演员的压力以及容易失误的点，是后世对人物的建构。其实在1919年的时候，毛泽东并不知道他后来会成为国家主席，李大钊去世的时候，也不能确定共产党什么时候会胜利，但他依然愿意为此牺牲，这才是人物真正的伟大。我们在塑造一个历史人物的时候，往往会陷入到我是一个反塑性的视角去塑造他，因为他是毛主席，所以他要高大全，但其实在当时，他可能不是那样的。所以演员需要去寻找，在历史的当下，人物到底是怎么样的？如果找不到，那就看看现在的人物，你身边的人是怎么样的？

【观众4】

《革命者》采用了碎片化的整合，把它融入到有悬疑色彩的角色中。是否是考虑到现在电影市场的年轻观众比较多，所以迎合他们的逻辑方式或观影体验选择了这样的表达方式？

【徐展雄】

我们在做剧本的时候，没有考虑过我们的受众是否是年轻人，初心就是想用一种新的方式讲这么一个人物，而不是拍一个循规蹈矩的主旋律电影。中国观众各个层面的人太多了，包括我们这个片子出来之后，观众有的很喜欢，有的会觉得看不懂，很正常。如果按照老的方式讲这个故事，肯定能让更多的人看懂这个故事，只不过对于创作者来说，有没有勇气踏出那一步。很多时候你去考虑观众是怎么样的，就真的能够拿到你的那个“观众”吗？对此我一直持保留态度。

【观众5】

我看到有影评说这部电影导演在写实和写意方面做了特别好的处理，我想听导演谈一谈在写意方面做了哪些处理的？有一个镜头印象很深，就是一段煤炭矿工的头灯，那个光的处理是怎样的创作过程？

【徐展雄】

《革命者》确实是采用了大量的写意的方式，一方面是出于当时考虑我们要展现的不仅仅是李大钊的人生，更多的可能要展现他的思想，他的精神。那么精神怎么展现，这是一个问题，因为精神是虚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会说他上了一堂课，比如说我拍一场李大钊在北大上课的戏，他跟学生聊马克思主义是什么东西，这对于观众来说是非常枯燥的，也不是电影的方式，所以当时选择用更加写意的方式来展现，包括第一场罢工戏灯光的处理。这是李大钊在剧情里面第一次出现，到底以什么样的方式出现，当时觉得有两个意象：一个是我们想象一个共产党员从黑暗中而来，背黑暗而向光明，深扎于地底，从矿井里面升出来；第二个意象，我觉得李大钊的出场应该像摇滚明星的出场，和皇后乐队登台是一样的。怎样用一个罢工的场景实现这样的意象呢？当时做了很多头灯，这些头灯源自于粉丝的荧光棒，是这样去想象类比他的出场，找到了这样一个视觉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