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会销蚀对故人的记忆，造成遗忘或误认，但每种印象淡去的次序是不一样的，梅朵在什么场合说过什么话已难以记清，却忘不了他讲话的神态，尤其是第一次见和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情景。对好多前辈，我都有这样的记亿选择：第一面和最后一面。     

        大约86、87年，中国电影时报创刋，在圆明园路的一个座谈会上，我悄声问邻座“这位说话慷慨激昂中气十足的老人是谁？”之所以问，是好奇讲话者的神态完全不符合我对一个老人的习惯想象。此后20多年里我早适应了老梅的风格，因此，在2000年看到住院的他那样地坚持缄默闭口不言便不能不又一次地被震动。姚芳藻老师怕我误会，说“他对谁都不说话的”。我把影协荣誉顾问的证书和鲜花放到他手中，他仍不语，看得出，这沉默不是语言能力或体力的原因，依我对他的了解，这沉默中分明透着沉痛和不甘，他不愿意退出战斗，不甘心让自己的生命结束在轮椅上，他有近30年的美好年华被耽误被浪费，他想把它补回来，却意识到不可能了。这或许是我的猜想，却符合我心目中老梅那永远的斗士的形象。    

       梅朵是有强大气场的人，他领导一个民间团体靠的无所谓什么领导艺术，而是他的风格和风格带来的魅力。不论是让王蒙直呼“梅朵梅朵沒法躲“的办报刋的组稿，还是评说影片时的直言无碍坦白真诚，都绝少折中远离虚伪的。我印象中他说好话，说表扬话也是直截了当毫不留“情”的，记得他面对面如班主任同小学生似的说李雪健的某部片子演得怎么怎么好，大意是“因为你演得好，演得认真，所以我们要要肯定你”，我在一边窃笑，心想这岂不是等于说“下次你演的不好了，别想我再表扬你了”，另一次吴天明来也是这样，他听老梅对他的影片说好说坏，一副恭敬的神情。上海的影评一度做得风生水起，同有梅朵这面旗帜不可分。在犬儒之风盛行的今天，“梅风”颇显珍贵。     

       老梅是有遗产留下的，有形的无形的，形而下的形而上的，还存在的和已经沒有了的（如电影时报、文汇月刋）他创办了两刊（大众电影、文汇月刊)一报（电影时报）一会（影评学会）一奖（上海影评人奖），还有他对影评的基本思想（以报刋为依托开展影评，这也是一批在报纸和电影之间跨界的前辈如柯灵先生的共同经验和传统）但他给后辈最宝贵的遗产是他的精神，对电影和电影评论的执着和热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不管过去还是现在尤其是现在，很少有人象他那样把电影评论看得那么重的，他对小看电影评论对认为影评可有可无的人和说法特别生气，以致我们这些人参加影评活动缺席或迟到都会担心被他批评。     

       纪念梅朵，不一定要举办正儿八经的学术讨论，却也不能不提及他的现实主义的影评思想。在很多人心目中，梅朵凡事必提“现实主义”，多有厌烦或误解。其实，梅朵的现实主义简单明白，与其说是一种“理论”，不如象他自己说的，是一种审美的原则或审美方式或审美的追求。他说“现实主义”，并非偏好现实题材，忽视其他题材，而是提倡电影要热烈地关注现实和历史，要记住历史，因为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他知道“现实主义”的说法可能会引起某种反感，提醒说要同“被教条主义篡改了的伪现实主义划清界限”。他也强调，提倡现实主义，决不是要限制我们的艺术视野，排斥其他的审美方式。据我记忆，他的现实主义从来不针对电影的创新不针对年轻导演，在电影批评方法上，也不针对八、九十年代流行的意识形态批评、女性主义、精神分析法等西方的电影批评理论，而总是把矛头对准“左”的思想和各种企图让人忘记历史的论调。三十年前他就明白地指出“讲话”中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观点是错误的，是狭隘的政治功利主义。     

       梅朵的电影评论观念也是很清晰的，他认为电影评论首先是为了“培养观众素质”，其次是“推动电影的发展”，对于电影创作和创作人员，他主张要怀有“苦乐与共”的感情和态度。     

       我曾经经常就某部具体的影片的评价同他争辩，但在长期的接触中我意识到可以不同意他的现实主义，却不应该不理解他如此执着现实主义的初衷，了解了他的坎坷人生，人们会理解这是一个从30多岁到近60岁人生最宝贵的时期顶着右派和劳改身份的帽子在社会最底层挣扎的知识分子对历史的刻骨铭心的领悟。沒有这段苦难的历史，梅朵可能是另一个“梅朵”。     

        反观今天的电影研究电影批评中种种带有浓烈的国家意识形态色彩，以党和国家方针大计的语言名词冠以的理论（如“……特色学派”、“共同体……”等等）我突然发现在思想的开放度上在观念的现代性上在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上，梅朵的现实主义似乎是更先进一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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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源自：上海影评学会画外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