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生牛犊的创作热情

1989年3月，还在上海师范大学任教的我受邀到嘉兴参加浙江省影协主办的电影创作年会。会议期间，与会的创作者和评论者相约参观南湖烟雨楼。在等船的间隙，眺望四野星火，想象着1921年代表们在南湖画舫中召开中共一大的情景，我和黄亚洲萌生了创作一部中国共产党建党题材作品的念头。

最初只是一个简单的创意，并没有敲定以电影还是电视剧的形式呈现。凭着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热情，我和黄亚洲很快写出了一份详细的创作提纲，带着这份提纲初稿，我们走进了位于永福路52号的上海电影制片厂创作部。当时接待我们的是编辑祝洪生，他告诉我们，这是一个从来没人敢写的“大题材”，这让我们感受到了沉甸甸的分量。

从收集、梳理史料和人物传记入手，我们开始了《开天辟地》的剧本创作。之前我并没有太多的创作经验，只因为我写过的短片剧本《我们的小花猫》被夏衍老师肯定过，给了我创作历史长片的信心。我至今还记得当年和黄亚洲在上影厂创作部的小楼里数易其稿的创作过程。当时我们手头的资料很有限、史料的表述也很干，但只要有一点点线索，我们就全力寻找。

当年上海市委宣传部搭了四套班子创作建党相关的选题，导演李歇浦在老领导张骏祥的建议下，选定了《开天辟地》的剧本。张骏祥看重的是《开天辟地》以学院派思维进行党史叙事的严谨性。

以人托史的创作思路

严谨确实是《开天辟地》剧本创作秉持的原则。《开天辟地》的剧本曾考虑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笔,或者从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写起；还构思过由“辛亥革命”的历史事件，引发“中国向何处去”的求索进而延伸到中国无产阶级的历史走向……几番权衡下来又觉得不够严谨准确，最终《开天辟地》选择从五四运动切入故事。确定了从1919年的“五四”到1921年的“七一”的叙事时间段，《开天辟地》的风格也清晰起来，即创作一部全景式、纪实性的历史史诗。

创作《开天辟地》前，我观摩研究了《巍巍昆仑》《开国大典》《百色起义》《列宁在十月》《难忘的1919》《楚天风云》《南昌起义》《西安事变》等成功的历史题材影片，这其中有“以史携人”的先例，也有“以人托史”的佳作。《开天辟地》的初稿偏重“以史携人”，全片涉及100多个有名有姓的人物，创作上出现的一个现实问题是人物陷入历史事件之中、缺乏应有的风采。在于本正、孟森辉等艺术家和党史专家、学者的建议下，我和黄亚洲调整思路，尝试“以人托史”，将100多个人物精简到50多个，再集中笔墨书写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董必武、张国煮，李达、李汉俊、杨开慧、何叔衡、邓中夏等“主要角色”，以他们的革命风貌和性格特征为演进脉络，引伸和连结发生在他们革命实践中的与建党密切相关的事件，层层递进、环环相扣。形成了以‘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为核心，以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为主要人物的故事基本架构。

确定了“以人托史”的创作思路，接下来我们面临的问题是，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三位党的创始人主次详略如何把握。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陈至立同志的一句话让我心里有了底，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写就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就是要实事求是，同时结合当下创作实际。从这样的创作原则出发，最终确定了集中写陈独秀，然后是李大钊、毛泽东，以‘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作为这个戏的主心骨，并尝试用“例推法”表现历史人物早年的性格行为，通过由果及因的例推和相关细节的支撑，尝试表达人物性格发展的必然性。这个经验后来也用到了《邓小平·1928》，小平同志能力挽狂澜坚持改革开放，来源于他早年的革命理想，这也是改革开放以后达成共识的方法论，既尊重事实，又是要写出历史人物在以后的世纪风云当中的表现倾向。

不虚不拘的创作原则

同样，在大情节和小细节，虚与实的处理上，我们的原则是“大事不虚、小事不拘”。一方面，片中大的情节如“五四风云”、“陈独秀脱险”、“李大钊去南开演讲”、“毛泽东击鼓湘江”等严格按照史料提示编排结构。而一些重要人物的关键情况，也需要大胆推理小心求证。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作为主要创始人的李大钊和陈独秀为什么双双缺席？创作过程中，为了求证这个问题，我用了一个月时间，最后在“北大内部档案第137号”中找到了答案。原来，李大钊当时因为被军警刺伤无法出席，陈独秀则有信带到上海，称“因身负广东省教育委员长之责，为筹建校舍奔忙无法脱身”。此外，我从党史记载中查到，担任“中共一大”书记员的是周佛海和毛泽东两个人。从人物经历分析，周佛海是留日学生，毛泽东是湖南教员，不同的个体经历是否让二人日常书写的工具和方式不一样？比如周佛海更可能用钢笔，毛泽东则习惯于挥毫疾书？这样的历史细节，党史资料和人物回忆录中都不会涉及，但摄制组的道具师和“一大”纪念馆的同志证实了我的推断。

在故事的构建上，我相信，只有细节的高度逼真性才能产生动人的美感。有一段时间，晚上五六点下班后，我习惯在徐家汇买两个茶叶蛋，这是上海的冬天留给我的温暖记忆。创作过程中，我把自己的生活体验平移到陈独秀身上。比如我用了一个深夜送茶叶蛋探视的虚构细节，表现陈独秀对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严格而深情的两面。一个北大教授、一个严格的父亲深夜为工作的儿子送去一锅茶叶蛋，又不亲自送，而是转托卖茶叶蛋的大婶帮忙送进去，陈独秀丰富的性格层次、深沉含蓄的中国式父子关系通过这样一个极具烟火气的细节跃然纸上。《开天辟地》问世后，很多人见到我会说：“你们真敢写！”他们说的“敢写”就包括片中毛泽东向老岳父杨昌济的“深情一跪”，第一次让毛泽东在大银幕上下跪在当时是不得了的事情，我和黄亚洲商量了很久，也有很多人劝我不要这样写，这是我坚持的，杨昌济是当时的伦理学大家、讲究礼仪辈分。毛泽东是一个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青年人，毛泽东受恩于杨昌济，内心对杨昌济是尊敬的，他向老岳父杨昌济下跪，希望对方同意把女儿嫁给他，这一跪写出了两人的情感，也写出了毛泽东内心执著、浪漫的一面。在这点上，导演也很支持我。

同仁共铸的创作佳片

回过头来看30年前这个电影的成功、剧本的诞生，真不是我们两个编剧能够完成的。它的成功得益于时代、得益于很多的前辈、领导、艺术家的支持和指点，也得益于上海电影制片厂悠久的创作传承。所有这些，共同成就了《开天辟地》。所以要感谢当时国家电影局的领导、上海市委宣传部的领导给我们的指示，也感谢老一辈的艺术家张骏祥先生，以及当时上影厂的领导吴贻弓、于本正，还有李歇浦、沈妙荣、杨乃如、朱永德、柴益新、胡立德。他们很多都已经不在了，但他们为我们的主旋律，为我们的电影，为我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和这些历史人物的艺术形象，默默地做出了很多贡献，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创作《开天辟地》是我一生中不可忘却的艺术历程，也是上影厂70年历程中永远鼓舞我们奋进的篇章。它成为主旋律电影的一个标杆，给了我们一种信心、一种经验，敢于去写，不简单地以‘一览众山小’的视点评判一切，而是力求写出泱泱大国、巍巍神州的伟大民族感，写出领袖人物真实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