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8日，“影海书香”系列活动第三场——电影《攀登者》主题分享会在浦东图书馆成功举办。上海视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影海书香”总策划兼主持嘉宾韩晶，与电影《攀登者》出品人任仲伦，总策划汪天云，主演之一陈龙，展开了精彩对话。

韩晶：

　　电影《攀登者》讲述的，是中国登山队攀登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故事，我们先回顾一下有关珠峰的大事记。

　　18世纪初，清朝康熙皇帝下令绘制全国地图，一场空前规模的地图测绘由此展开。清廷派员进入西藏进行测绘，到1717年，皇家全国地图《康熙皇舆全览图》已明确标注了珠穆朗玛峰的地理位置。

　　而人类凭借体能和毅力真正踏足珠峰，则始于上世纪20年代。1921年至1938年间，英国先后派出6支登山队试图登顶珠峰，但都没有成功。

　　1960年，中国登山队从北坡攀登到珠峰8100米的高度，这也是人类有史以来首次从北坡登顶珠峰。但遗憾的是当时没有留下影像资料，因此无法证明中国人的登顶行动。

　　接下来1962年至1974年间，印度、日本、美国以及欧洲各国的登山队先后共13次登顶珠峰，但同样都以失败告终。

　　直到1975年，中国登山队再次从北坡登顶珠峰，获得了成功。至此，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海拔高度8848.13米，被中国人精确测量出，并公诸于世。

　　电影《攀登者》，正是基于1960年和1975年中国登山队两次登顶珠峰的重大事件，创作完成的一部大片。

　　我们知道，把重大的历史事件搬上银幕，难度是相当大的。任总您当时作为出品方，怎么想到要把登顶珠峰事件拍成电影？过程中又经历了哪些波折？

任仲伦：

　　这部影片实际上是因为当时即将迎来新中国诞辰70周年，领导希望由上影把当年中国人攀登珠峰的壮举，拍成一部重大题材电影。

　　我记得非常清楚，那天是2018年6月24日，当时我正好在牛犇老师家里。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了一条总书记发给牛犇老师83岁入党的贺信的新闻，因为我是牛犇老师的入党介绍人，电视台就在牛犇老师家里采访了我们。采访结束后，一个电话打过来，我就接到了这个任务。

　　明确要求后，我第一句话就问，剧本在哪里？得到的回答是没有剧本。从行业经验来讲，如果一个电影连剧本都还没有一个字，要在一年把它拍完，几乎是不现实的。因为剧本是诸多不确定因素中最不确定的，可能需要半年、一年甚至三年、五年才能完成。

　　我们找到著名作家阿来，之前我和他曾合作过电影《西藏天空》。阿来熟知西藏的风土人情，故事写得很有色彩，我们合作得很愉快。

　　知道我的来意后，他说，“我三个月以后再给你写，100天行吗？”因为那时他还在写一部长篇小说。我说不行，2019年9月底电影必须上映。经过深入的讨论，也是出于对我的支持，他答应了。

　　然后我去找徐克，徐克对登山题材很感兴趣，问我什么时候开始筹备，我说，不是什么时候开始筹备，而是什么时候上映。当得知上映日期后，他很惊诧，你连剧本都没有，做特效需要很长时间，你怎么敢答应明年上映呢？

　　最后，徐克答应出任影片监制，这对影片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一起去找了李仁港担任导演，此前我们合作过《盗墓笔记》《锦衣卫》，他是一位非常努力、非常优秀的导演。

　　除了剧本、导演人选这两大难题外，登山题材是第三难。接到任务后，我至少看了17部国际上已有的登山题材电影，我知道它的水平线在哪里，我们必须往这个水平线以上去努力。

　　但这很难，一方面，现在的电影主体观众都是女性，而《攀登者》是一部男性向电影。另一方面，戏剧冲突很难架构到底。在登山之前，你可以设置人与人的冲突，而一旦开始登山，就变成了人与自然的冲突，比如雪崩、极寒、高反等等，这就是我们面临的困难。

　　但我们还是坚持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当时我讲了三句话，第一句，这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我们必须完成！第二句，这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我们必须赢！第三句，我是针对自己讲的，我们赢了，我不会讲我怎么努力，一定是讲我们怎么努力；如果输了，我不会讲我们输了，只会讲我输了。

韩晶：

　　上影作为中国老牌电影制片机构，曾创造过无数第一，中国第一部彩色戏曲电影《梁祝》，第一部战争电影《南征北战》，第一部科幻电影《珊瑚岛上的死光》，第一部获吉尼斯世界纪录的电影《庐山恋》，第一部数字技术电影《紧急迫降》。《攀登者》同样也是第一，中国第一部登山电影，所以它既是传承，也是前行。

　　任总的讲述让我们看到，《攀登者》作为一部主旋律电影的基本特征。但影片监制徐克却认为，《攀登者》是一部商业类型片。确实，《攀登者》可以纳入冒险电影类别，且市场表现不俗，取得了11亿票房。

　　但我想，这恰恰显示了《攀登者》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兼具主旋律电影和商业大片的属性。汪总，您作为影片的总策划，如何在艺术创作中兼顾政治性和市场性？

汪天云：

　　现在回过头去看这部电影，感到后怕，因为它完全超越了电影创作的很多基本规律。主旋律和多样性，和商业性、可看性怎么兼顾？如果拍成标语口号式的，电影必败无疑。况且这么大的投资，这么高的难度，这么多的明星，我们真的输不起。好在当时方方面面都给予了巨大支持，明星不谈价格就来了，因为这是一部代表国家形象的电影，是一份使命。

　　六、七十年代，其实是中国的困难时期，吃饭都成问题，但我们国家呕心沥血，要把“东亚病夫”的帽子摘掉。当时我们还面临着边境问题，印度人在攀登，尼泊尔人也在攀登，珠峰究竟属于谁，还没有定论。所以我们对自己的国土，是需要用生命去丈量的，我们要丈量出中国的高度，那就是珠峰8848.13米的海拔高度，然后拿出证明，给全世界看。

　　登顶过程中，很多登山队员丢掉了性命，有的失去了健康。在电影片尾的彩蛋里，就有真实的历史照片，有女登山队员，有藏族登山队员。当他们站在珠峰顶上高呼“祖国万岁”的时候，其实是让人落泪的。

　　电影上映时，几名失去双腿的老登山队员和家属，特地来为我们站台，真的催人泪下。中国人登顶珠峰事件，其实不亚于发射一颗原子弹，因为它体现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和意志。

　　那个年代我们不具备条件，但我们创造条件，用人的精神力量完成了登顶使命。拍这部电影同样也不具备条件，但我们创造条件，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

韩晶： 

　　年代不同，人也不同了，但攀登精神一脉相承。所以政治性也好，商业性也好，其实攀登精神才是核心。

　　陈龙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演员，演过很多脍炙人口的角色，包括前段时间的热播剧《繁花》，他饰演海鲜档口小老板淘淘，用上海话来说，是个喜欢“轧闹猛”“扎台型”的上海男人。

　　而在《攀登者》这部电影里，他戏份虽不多，但角色却有着鲜明的标识，那就是身上始终背着觇标。

　　我特地去查了百度百科，觇标是地理勘探、地理测绘所使用的工具，是设置在三角点上供观测使用的标架。那么您觉得觇标对饰演的角色意味着什么？拍摄过程中有什么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吗？

陈龙：

　　说实话，刚拿到剧本的时候，“觇标”这两个字我都不会念，是很少见的词。虽然对这个工具很陌生，但我知道，林杰这个人物一路攀登上去，包括最后登顶，他心里只有四个字——中国高度。他一定要把觇标插在珠峰顶上，因为测量人员是在山底下按照觇标的参考来测量珠峰高度的，所以在电影里，觇标从未离开过他，哪怕是在最危险的关头，也一直是背在身上的，这是他的使命。

　　《攀登者》对我来说非常特殊，虽然我对登山很陌生，但当我看完剧本后，我是被燃到了，我想，我要把心里的这团火传递给观众。

　　我永远记得我进组的第一天，天快黑了，我们的车刚进入山谷，离现场其实还很远，我就已经感受到那个氛围了。“预备！开始！风起——”很远就听到喇叭里的喊声。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任总和汪总都在组里。

　　到了现场，李仁港导演二话没说，直接拿了事先已经拍好的这场戏的参考给我。其实在演员到现场之前，导演已经把镜头全都分好，把机位全部走了一遍，而且还拍了一遍。太认真了，我很感动。

　　我的第一场戏，是林杰第一次跟大部队登山，不小心失足从山坡上滑落的戏。整个人在大概十几米的雪坡上急速往下滑，同伴开始救我，最后在悬崖边被吴京一把拽住，我人倒吊在山崖上。拍之前，动作导演问我，“陈龙，这个动作你能做吗？”我毫不犹豫的回答，能做！因为他们已经试过，已经拍过一遍，所以我心里是踏实的，我来做肯定不会有问题。

　　拍第一条的时候我滑得很远，后来被抓住，我才知道，他们其实在雪地里预埋了一个活动板，安全工作做得非常好。当时整个剧组的氛围，包括演员的合作，包括任总、汪总每天都为这部戏去各种平衡、各种协调，所以拍《攀登者》，对我们演员来说，是一次洗礼。

　　我今天特地穿了这两件收藏品。外套是拍摄期间我找导演、主创、登山队员签的名，里面T恤上写的是14座山峰的名字。全世界超过8000米海拔的山峰一共有14座，都在我们亚洲。6年了，我没有穿过，不舍得穿，今天是第一次穿。因为要来参加这个活动，前两天我特意把它们找出来，把这些回忆捡回来。

韩晶：

　　其实，并非每个人都要去攀登珠峰，但人的一生总会有一个目标。当把这个目标看做是一座山峰并为之努力时，或许就能抵达自己人生的高点。演艺之路也是一条攀登之路，陈龙您觉得自己攀登到哪个高度了？

陈龙：

　　我想借用《繁花》里爷叔的一句话：“过一山又一山，山山相连；过一岭又一岭，岭岭不断。”我觉得演艺之路还很长，《攀登者》也好，《繁花》也好，演完了，播完了，就过去了。你还得继续往前走，去攀登另一座山峰，另一座山峰也会让你看到另一道风景。攀登过程中的每一步其实都很重要，缺了哪一步你都登不了顶。所以，无论未来是平地还是登山，我希望自己每一步都是扎扎实实的。

韩晶：

　　攀登是一种态度，也是人生的状态。山不用陡峭，缓坡更好，每天都往上走那么一点点，每天都会有新的风景映入眼帘，这才是最美妙的人生状态。

　　我注意到，陈龙两次提到任总和汪总在现场。我熟知我们的行业，出品人和总策划一般是不到现场的，除非探班，或为了解决特别重大、特别棘手的问题才会去现场。是因为要完成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两位才不得不亲临督战。那么过程中，你们是否有过极端的情绪表现？

汪天云：

　　吵过，但没有哭过。我觉得那个时候任总是比较焦虑的，他是出品人，项目的全权负责人，全部压力都得他来扛。他没得心脏病已经万幸，我以前拍《辛亥革命》，因为太焦虑，心血管堵塞了，后来心脏就搭桥了。

　　拍摄周期本来就紧，最怕有反复，但有时因为气候，有时因为演员，还是有了反复。更严重的是，后来导演病了，血尿，但他还在坚持着，大家都在拼命。所以当时任总是很焦虑的，脸色是不大好看的，晚上睡不着，就这么熬着。但我们修养还可以，总算没有哭，没有叫，没有发疯，没有失态。

韩晶：

　　焦虑到什么程度？晚上需要吃安眠药吗？

汪天云：

　　我可以爆个料，任仲伦同志当时是万箭穿心。为什么叫“万箭穿心”呢？因为几乎每天都有意外发生，就像打仗一样状况百出。而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促成前线战事的推进。所有的矛盾我们最后都集中起来交给他，他肯定万箭穿心了。但那个时候他还没想到要吃安眠药，因为没有“安眠”这个任务，晚上基本不睡觉。

任仲伦：

　　当时我的压力确实很大，我和天云在上影整整工作了18年，我们都是身经百战的，一般情况下不会惊慌失措，因为我们是主导者，必须有稳定的情绪。

　　我其实特别感谢李仁港导演，他是美术出身，特别讲究画面。他设计了一场戏，把12名登山队员绑在一架梯子上过大风口，这场戏剪辑出来有三、四分钟。我看了样片，认为是拍案叫绝的，但李导有点忐忑，问我，这能通过吧？因为有人会说，这不真实，梯子怎么可能飘起来呢？

　　我对他说，没问题。我的依据是，鲁迅先生曾说过，“燕山雪花大如席”，这就是艺术夸张。但如果你说广州雪花大如席，那就不对了。

　　我看过不下于500万字的关于珠峰的著述，其中有一个细节我印象特别深刻。当时英国的一个登山队攀登珠峰，有两个人上去了，第三个人在半山腰看着他们。后来，这个人在回忆录里写道，当两人攀登到一个峡口的时候，风特别大，“两个人就像纸片一样飘走了”。

　　有了“人像纸片一样飘走”的历史真实为依据，再加上“燕山雪花大如席”的艺术夸张，绑着12名登山队员的梯子如惊涛中的小舟在暴雪中飘荡，我认为就是合理的。后来国家登山队看了，国家体委也看了，他们都很认可。

　　记得最后一场首映做完后，李仁港导演含着眼泪对我说，“我终于完成了！”这个“完成”，是指可以把电影交给观众了。所以即使五年过去，我依旧十分感谢《攀登者》的所有创作者和我们上影团队。

韩晶：

　　从影片首映到今天，已经过去了五年多，现在再回过头去看这部作品，您有何感想？如果是现在而不是五年前去拍《攀登者》，您会把它拍成怎样一部电影？

任仲伦：

　　李安对我说过一句话，每一部影片都有自己的命，不能重来的。那个时候成功了，就是那个时候的成功，你回不去，也唤醒不了它。

　　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时候，我们拍了《辛亥革命》；邓小平诞辰100周年，我们拍了《邓小平1928》；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我们拍了《高考1977》。几乎每一次重要的历史时刻，上海电影人总是拿出这种攀登精神，创作出与时代呼吸与共的作品。这是我们的传统，也是我们的初心。

　　正如法国思想家、文学家罗曼·罗兰在《名人传》序中写道，“打开窗，呼吸一下英雄们的气息！”我觉得在弥漫着精致个人主义的今天，我们也应该打开窗，尽情呼吸一下中华民族英雄们的气息！

韩晶：

　　确实，无论时间还是空间，还是艺术创造力，我们都无法复刻自己。承认自身的有限，是一种智慧。但总有一种东西可以穿透时空，那就是，英雄永生，攀登精神永存！

　　感谢三位嘉宾的精彩分享，也感谢现场观众的热情支持。相约上海浦东图书馆，“影海书香”下期再见！

　　“影海书香”影视赏析与阅读推广系列活动，是为践行“书香城市”理念、打造有温度的“社会大美育”环境，而创建的公益性文化服务活动。该活动引入国内外优质的影视文化资源，邀请优秀影视片的主创到场,与读者零距离展开分享与交流。

　　该活动由浦东新区区委宣传部、上海电影家协会、上海电视艺术家协会担任指导单位，浦东图书馆、上海视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主办，上海现代服务业发展研究基金会公益支持。

来源丨浦东图书馆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