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4日下午，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导演、总制片人崔轶，柳妮娜的扮演者邓韵，方海生的扮演者方光，应邀作客上海浦东图书馆“影海书香”活动，与纪录片《超级装备》《科举》总导演、“影海书香”系列活动策划人韩晶，展开精彩对话。
韩晶：
《永不消失的电波》取材于李白烈士的真实事件，1958年由孙道临主演的电影问世，影响巨大，妇孺皆知。一个甲子之后，上海歌舞团创排同名舞剧，以创新舞蹈语汇的突破性极致表达，惊艳全国。今年6月，同名舞剧电影作为上海电影节的开幕影片，再次见证了红色经典IP历久弥新的蓬勃生命力。
舞剧电影脱胎于舞剧，但有意思的是，舞剧其实很“电影”。比如，小裁缝牺牲后兰芬和李侠有一段双人舞，同一个空间出现了4组不同时间态的李侠和兰芬。除了兰芬安慰失去战友心中悲痛的李侠之外，另外三组分别为：两人被组织安排假扮夫妻，过程中兰芬赌气想中断与李侠的假夫妻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相知相爱。
把物理学的四维概念融入舞剧，在三维空间加上第四维——时间。其实这也是电影常用的蒙太奇“闪回”手法，这一手法在舞剧中被多次运用。把一部本身很“电影”的舞剧拍成舞剧电影，难不难？难在哪里？
崔轶：
创作过程中，我也一直在问自己这个问题。两位舞剧导演非常优秀，运用一些电影手法和装置艺术，通过舞台光线、投影的变化，让舞剧呈现出明快的节奏。正如韩导说的，舞剧很电影。
要把这样一部舞剧转化为电影，我们首先要尊重舞剧，保留舞剧的精华，同时又要通过蒙太奇手法，把“信仰之美”传递给观众，这是我和郑大圣总导演面临的一个挑战。
舞剧是擅长抒情的，写意的，但电影是具象的，写实的，怎么化解这对矛盾呢？我们充分利用电影擅长叙事这个特点，设计了很多细节。
比如，李侠深夜发完电报回到房间，为了不吵醒和衣而睡的兰芬，他脱下鞋子轻轻走进卧室，然后把衣服轻轻盖在兰芬身上。如此细微的动作，如果是在舞台上表演，观众是看不见的。但是电影可以，特写镜头能把极其细微的动作放大，让观众对李侠和兰芬之间的情感一目了然。
再比如，红色围巾是小裁缝为李侠赴死那一刻的重要道具。为了让这抹红色能在影片中延续，兰芬为即将出生的孩子织了一双红袜子。生离死别之际，李侠推开兰芬，推的正是孩子的红袜子。这是他们的血脉，是红色基因。这就是电影，电影是细节的艺术。
回到韩导刚才的问题，舞剧融入了电影的一些手法，但舞剧是在舞台的框架内进行全景式表演，而电影却能提供无限丰富的细节。这些细节直击人心，对演员的表演也是非常有力的呈现。
1958年孙道临老师演《永不消逝的电波》，是新中国成立10周年。今天我们拍舞剧电影，正好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上海解放75周年。75年过去了，今天的我们，如何站在当下去看待那段历史？
李侠的原型——李白烈士牺牲时才39岁，他的孩子还那么年幼，他为什么愿意放弃宝贵的生命？这是我们的电影必须传递给观众的，不是以台词的方式，而是以肢体语言、以创新电影语汇的方式。
在影片尾声，男女主人公穿越时空走进今天，隔着上海的母亲河黄浦江深情凝望。通过这些设计，我们把剧场之美、舞台之美转化成影像的力量，不仅让看过孙道临版电影的老年观众能够重温经典，也让年轻观众看到了热血的、青春的、时尚的《永不消逝的电波》。
6月18号舞剧电影在上海电影节首映那天，我们特地邀请了孙道临老师的女儿孙庆原出席首映礼。当最后，银幕上响起她父亲的原声“同志们，永别了”，她热泪盈眶。其实，这也是我们的初心，通过艺术转化，表达对经典的致敬！
韩晶：
《永不消逝的电波》反映了一代人的理想和信仰。在人们印象中，理想和信仰似乎只是喊口号，其实不然，理想和信仰是有诗性的，是激情的，更适合于诗意的表达。舞剧之所以能惊艳出圈，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它对这个红色经典故事作了非常好的诗意的表达。
两位作为舞者，如何做到让自己的身体——肢体语言去完成“诗意表达”这个任务呢？
邓韵：
我们很幸运能以自己擅长的舞蹈的方式去演绎经典。我们遇到了两位非常好的舞剧导演韩真、周莉亚。在创排之初，我们很在意肢体呈现，用比较“浮夸”的表演来弥补简单的动作，以此证明自己的专业能力。但两位导演却要求我们把肢体的表现欲约束起来，起初这让我们非常不适应。
比如第一幕，柳妮娜的出场，她从黄包车下来，踩着小碎步，手里拿着介绍信，一个转身，抹一下口红，然后走进电梯，撞见方海生。
我觉得这组动作太简单了，无非是保持脚下碎步的力度，再来个漂亮的转身。但是导演说，邓韵你解读人物怎么这么单一和肤浅呢？这是一部谍战剧，柳妮娜是有着双重身份的反派，出场时是特务身份被隐蔽的那个状态，你的表演应该是克制的，隐忍的，要把自己的另一重身份隐藏起来。
当时我突然觉得，以前对角色和表演的理解被颠覆了。在后续排练中，我一度感觉自己不是在跳舞，而是在演电影，这是我从未尝试过的方式。我开始从生活中寻找这种状态，甚至去看谍战剧，像《伪装者》里的汪曼春，以及其他一些反派人物，从他们身上获取能量。
有时候，我们会给自己的表演做加法，但是导演说，你们对待人物的态度是要严肃的，充满敬仰的，因为英雄们在天上看着你们呢！听了这个话，我们顿时沉默了。慢慢的，我们学会以自己的方式去接近他们，理解他们，最后，成为他们。
舞剧公演后，每次大幕升起，我都会在心里默默地说，放心吧，你们的故事我们会演绎好，你们的精神我们会传承下去。所以每一次演出，对我们都是神圣的，充满信仰的。
方光：
导演要求我们不要去演，因为演出来的东西总是假的。你站在那儿，柳妮娜，你就是柳妮娜。我站在那儿，我就是方海生。要走进人物的内心，然后把自己变成他，而不是去演。
为什么呢？因为先烈们是有信仰的，就像我演的方海生，哪怕没有表情，没有动作，但他内心是澎湃的，坚定的。如果你心里没有，就是站在那儿，你也是苍白的。
所以，我们给自己做了大量的“心理建设”，甚至有时候跳舞跳到一半，我心里会产生恍惚感，我到底是方海生，还是方光？我想，那个时候，我已经和方海生融为一体了。
当我被子弹击中的那个瞬间，我内心其实是释然的，因为有这么多战友牺牲在我的前头，而我却还活着。所以中弹的一刹那，我内心是幸福的，我终于能为自己热爱的事业，去做点什么了。对于表演者来说，只要你心里装着这份信仰和理想，后面的事就比较容易了。
韩晶：
把人物的前世今生、所思所为全部揣摩透，有了扎实的“心理建设”，至于身体怎么去完成“诗意表达”，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舞剧电影是由同名舞剧原班人马出演的，我们知道，舞台表演和影视表演很不同。舞台有它的物理尺度，景别是不变的，也就是你坐在观众席里，永远只能看到全景，所以舞者必须通过大幅度的肢体语言，来表达情绪，传递信息。
但电影是由很多不同景别的镜头组接而成的，尤其是特写镜头，能把演员很细微的表情放大，甚至充满整个银幕，所以电影表演要求细腻，准确，不夸张。也就是说，舞台表演要求外放，电影表演要求内敛。作为舞者，如何去适应电影的创作要求？
邓韵：
我们当时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的一招一式、每个动作都是经过长期的专业的训练，经过成百上千遍的排练的，所以我们的身体是有肌肉记忆的。在舞台上，我们的表演必须控制在程式化的框架内，不允许出错，也不能有超常发挥，不能有惊喜，因为惊喜很可能会变成“惊吓”。
但是在电影镜头面前，导演要求我们忘掉程式化和肌肉记忆，把自己归零。然后，在面对环境和对手时，做出最真实、最本能的反应。
方光：
舞台表演是需要夸张的，因为只有前几排观众能看清我们的脸，后排观众就只能看到肢体动作了。二楼的观众更看不到，只有借助音乐才能明白我们的肢体想表达什么。还有一点，舞蹈演员在台上是不能失误的，必须一气呵成。
但电影相反，我情绪不好，可以再来一遍，压力会相对小一点。但电影的难度在于，细微的情绪传递不能有一点点失误，当镜头里出现你的一张大脸时，你的眼神传达了什么，这是更难的。
有一个我中弹倒下的镜头，我倒了十几遍都没让过，为什么呢？其实摔倒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简单的，因为我们知道身体哪个部位要放松，哪个部位先落地。但在电影里这么摔就不行，因为你摔得太美了，会显得很假。
崔轶：
邓韵也遇到过类似问题。她平时是个开朗爱笑的女孩，但电影里她是心狠手辣的女特务。有一个她扔掉衣服亮明身份的镜头，她大概扔了20遍都没过。
她问我，是不是她衣服扔得不准，没扔到镜头上？我说不是。在舞台上，她要考虑动作的准确性。但在电影里，我们要的是那一刻的气氛，衣服扔出去的一刹那，灯光正好亮起，摄影机镜头也正好运动到最佳位置，然后柳妮娜的表情，还不能是“我衣服扔得准不准”那种眼神。所以演员在拍摄过程中会很孤独，不像在舞台上，衣服扔得好，台下就会有掌声响起。
但我不得不说，舞团的演员真的非常棒，他们很快就适应了镜头，这大大超出了我和大圣的预期。
韩晶：
确实，影片中大量的特写也印证了崔导的评价。有科学研究表明，我们人类脸部有40多块肌肉，可以做出喜怒哀乐等超过21种表情。也就是说，与人的肢体相比，人脸更擅长表演，控制肢体其实要比控制脸部更难，舞剧演员既然能用肢体来表达丰富的情绪，那么用脸部来表演，当然不在话下了。
电波，是舞剧电影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电波是谍报人员使用的加密信息，或者说被伪装过的信息。影片中主人公的身份也是加密的，伪装的，信息的加密和信息传递者的加密，两者叠加，大大强化了谍战故事紧张悬疑的气氛。但电波是虚无缥缈的，而电影又是具象的，那么，作为具象艺术的电影如何呈现它呢？
崔轶：
我和大圣在前期做了很多功课，包括多次到李白烈士的故居，了解他的生平事迹和行为习惯。他1927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英语能力、伪装能力、知识水准都很高。潜伏上海时期，他在虹口的亚细亚里开设烟纸店作为掩护，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向延安发送电波，其中就包括国民党的“江防计划”这份重要情报。也正因为这份情报，才有了后来历史上的“百万雄师过大江”。
所以我们在影片里设计了摩斯电码雨，在谍影重重的街头下起漫天电码雨。设计了李侠和兰芬诀别拥抱时，彼此用手指在对方肩头敲出摩斯密码。设计了两人穿越时空来到今天的黄浦江畔，在晨光初露的天际线敲出摩斯密码“love”和“forever”。唯爱与信念永存，这也是影片的主题。我们通过这些手段，把电波具象化。
韩晶：
创作过程中孤独也好，幸福也罢，对于现在，一切俱往矣。如果要给这部倾注了自己无限心血和精力的舞剧电影打分，导演你会打多少分？
崔轶：
首先要感谢这个时代，让我有幸参与了《永不消逝的电波》的创作。其次，整个创作过程，也是一次致敬之旅。我们致敬革命先辈，致敬李白烈士。我们致敬老一辈艺术家，致敬孙道临老师。同时我们也向舞剧界的年轻人致敬，他们为这个红色IP的传承和创新做出了贡献。
评分真的没法评，也不敢评。我觉得评分权应该留给观众，留给今天的观众，留给明天的观众。就像谢晋导演说的，“金杯银杯，不如观众的口碑”。
韩晶：
如果单纯从艺术角度去评分，确实有些狭隘，为什么呢？因为《永不消逝的电波》反映了一段历史。
历史的复杂性、宏伟性以及记述者的主观性和有限性，决定了后人很难真正看清历史的真相。所以人们常说，历史是加密的，是晦涩的，需要人们不断去解密和重复讲述。如果不解密，历史很容易陷入迷雾；如果不重复讲述，历史是很容易被遗忘的。
《永不消失的电波》取材于真实事件，曾以文字的方式被记载，又分别为孙道临版电影、舞剧和舞剧电影所传递和呈现。就像人类曾发明了摩斯密码、四方密码、希尔密码、栅栏密码那样，无论是文字还是电影，舞剧还是舞剧电影，都可以理解为是不同的密码本，目标都指向对那段重要历史的解密和信息传递。
从哲学的层面来看，舞剧电影完成了对一个红色经典IP的接续传承，它和文字、孙道临版电影、2018年舞剧，共同实现了对一段重要历史的记忆、解码和传递。因为，历史本不该被遗忘，先烈们本不该被遗忘！
影海书香
“影海书香”影视赏析与阅读推广活动，是为践行“书香城市”理念、打造有温度的“社会大美育”环境而创建的公益性文化服务系列活动。该系列活动由浦东新区区委宣传部、上海电影家协会、上海电视艺术家协会任指导单位，上海浦东图书馆、上海视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主办，上海现代服务业发展研究基金会公益支持。
来源丨浦东图书馆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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