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9月28日下午，资深音乐剧人、上海文化广场总经理费元洪，法语音乐剧《巴黎圣母院》中爱斯美拉达饰演者爱拉达·达妮，弗罗洛副主教饰演者罗贝尔·马里恩，应邀参加“浦图奇妙夜”特别活动，与纪录片《超级装备》《科举》总导演、“影海书香”系列活动策划人韩晶展开对话与分享。
韩晶：
很高兴三位应邀参加“影海书香”艺术赏析和阅读推广活动，这个分享会也是“浦图奇妙夜”的特别活动，欢迎你们。
《巴黎圣母院》作为法语音乐剧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自1998年问世以来热演了26年，巡演过多个国家和地区，取得了全球性的成功。
五年前，《巴黎圣母院》到中国巡演同样大获成功。五年后，值此中法建交60周年之际，《巴黎圣母院》再度来到中国，并在上海文化广场展开演出。
费元洪是一位资深音乐剧人、舞台演艺策划人和歌词译配者，也是当年把《巴黎圣母院》引进上海文化广场的人，你在引进过程中有什么难忘的故事？
费元洪：
其实《巴黎圣母院》第一次被引进中国，是在2003年，在上海演了5场。当时观众对音乐剧这种形式还不太了解，宣传做得也不够，所以票卖得一般。
我印象特别深，当时我坐在观众席最高价的座位当中，周围有很多空位，我心里特别忐忑，因为只演5场，所以引进的成本是非常高的。
我记得很清楚，演出结束时，我站起来鼓掌，周围没有一个人站起来，我就像插蜡烛那样插在观众席里。
虽然演出效果不尽如人意，但我还是被法语音乐剧不同于英美音乐剧的艺术魅力所折服。很多个夜晚，我听着《巴黎圣母院》的音乐入眠，当然很多时候其实是睡不着的，因为听得心潮澎湃。
所以2011年文化广场建成后，我就把《巴黎圣母院》作为年末大戏的首部海外音乐剧引进来，而且一演就演了24场。
到2019年，法语原版《巴黎圣母院》再度回归上海，而且这么多年过去，中国的音乐剧市场发生了很大变化，观众也在不断成长，2019年的演出已是一票难求了。
所以，文化广场对法语音乐剧在中国地区的推动，还是起了很大作用的，除了《巴黎圣母院》，后来《摇滚莫扎特》《罗密欧与朱丽叶》《摇滚红与黑》《唐璜》也都是在文化广场完成的中国首演。
韩晶：
作为音乐剧故事里的背景，巴黎圣母院是法国最具象征意义的文化地标建筑，也是欧洲最著名的哥特式大教堂。维克多·雨果在一次造访巴黎圣母院时偶然发现，塔楼的一个暗角，有几个手刻的希腊字母'ANAΓKH，意思是“命运”。
这些深深嵌入石头、饱受风雨侵蚀的的神秘字迹，让雨果十分震惊。在小说《巴黎圣母院》的序言里，雨果说自己正是受这个单词的触动才写了这本书。
在小说中刻下“命运”单词的人，是巴黎圣母院的副主教弗罗洛。弗罗洛受过良好的教育，恪尽职守，还收养了一个面貌丑陋的弃儿——钟楼怪人卡西莫多。但自从见到美貌的爱斯美拉达，他内心的欲望就被彻底点燃且无法遏制，以至于内心撕裂，由爱生恨，最终导致了爱斯美拉达、卡西莫多以及他自己的悲剧命运。
在同名音乐剧中，罗贝尔·马里恩饰演的，正是这位内心撕裂的弗罗洛副主教。请问罗贝尔，你心目中的弗罗洛是怎样一个人？你在塑造他的时候赋予了他什么？
罗贝尔·马里恩：
'ANAΓKH这个词，在希腊语中是命运女神的名字，她掌管必然性与命运。
主创人员，包括编剧、作曲家和导演在理解'ANAΓKH这个词的时候，是往比较消极的方向去理解的，即法语中的Fatalité而不是Destin。第一幕也是以《天命难违》（Fatalité）这首歌结尾。
所有的悲剧故事当中，都会有一个人物，他承载着推动剧情向着坏的方向发展的重任。我认为弗罗洛就是这样一个复杂而关键的角色，他把整个剧情往悲剧的方向推进，直至爱丝美拉达之死。
除了弗罗洛，剧中其他角色的命运走向，都被爱斯美拉达这个人物所牵动。在遇见爱斯美拉达之后，他们的人生轨迹都发生了转变。包括剧中很多优美的歌曲，都是他们被爱斯美拉达的美所触动而演绎的，虽然这并非爱丝美拉达所愿。
我从1999年就开始饰演弗罗洛，其实我差一点就成为1998年初版卡司中的一员，当年吕克·普拉蒙东导演邀请我去参与选角。
但很遗憾也很荣幸的是，我当时正在伦敦参演音乐剧《悲惨世界》。我熟悉维克多·雨果的世界，《悲惨世界》中沙威这个角色，其实就有点像《巴黎圣母院》中弗罗洛副主教的人物设定。
我记得98/99年版本在演出前是先出了一张碟，这张碟取得巨大成功。我们面临的最初挑战是，如何用好的舞台呈现征服已然熟悉旋律和歌词的观众。
于是我就去想象，音乐是昨天才写的，是为了第二天的演出专门写的，抱着这样的信念上台，我相信能让观众感受到每一场都是全新的。
我演弗罗洛先后有25年，这个人物是在不断演变的，因为每一次的制作版本、演职团队都不同。比如我合作过很多位不同的爱斯美拉达，每次新成员的加入，都会给我带来新的灵感，好的交流往往能碰撞出艺术的火花。种种际遇赋予我的角色以新的生命，我觉得未来还有很大空间。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我很庆幸能参与《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的巡演，到世界各地和不同的观众打交道。观众就像演员的一面镜子，他们的反馈会滋养我的角色。特别是中国观众带给了我非常多的灵感，所以我要格外感谢大家！
韩晶：
雨果的小说问世后，曾多次被改编成多种艺术样式。1956年，电影《巴黎圣母院》在法国上映。70年代，上海电影译制片厂把这部法国电影译制成中文版在国内上映。1998年，小说又首次被改编成法语音乐剧。
爱拉达在剧中饰演女主角爱斯美拉达，当然我们知道，你不是第一个爱斯美拉达，在你之前有电影版、也有舞台版的爱斯美拉达，那么爱拉达的版本跟其他版本的演绎有什么不同呢？
爱拉达·达妮：
我非常享受在舞台上演绎爱斯美拉达。在雨果的小说里，她是一位16岁的少女，纯洁无辜，有勇气追求自己的信念、爱与自由。我们每个人身上都会有一些爱斯美拉达的影子，我们身边也可能会出现“弗罗洛”“菲比斯”或者“卡西莫多”，影响着我们的命运走向。
所以每次在舞台上饰演爱斯美拉达，我都会把我生命中的经验融入到角色身上，用每天都不同的生活经历去丰富她。与观众的相遇也会改变她，因此每次的演绎都会有所不同。
罗贝尔·马里恩：
我补充一点，从爱达拉的表演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爱斯美拉达这个角色非常重要的三个特质，性感，异域风情和神秘感。人们怎么可能不爱上她呢？
韩晶：
热爱音乐剧的朋友都知道，世界著名的音乐剧除了法语音乐剧，还有以百老汇和伦敦西区为两大策源地的英美音乐剧，以及德语、俄语音乐剧等。大部分音乐剧的表演是歌舞不分家的，演员载歌载舞，不过《巴黎圣母院》却与众不同，采取了“歌舞分离”的形式。费总能否给大家普及一下，“歌舞分离”会带来什么好处？
费元洪：
法语音乐剧是非常强调歌唱的，强调歌曲的旋律，歌词的诗意。它的美学风格其实跟它的起源有关。
法语音乐剧最早是在体育馆里演出的，大家知道体育馆观众是很多的，舞台也是很大的，坐在后排的观众基本看不清演员的脸，如果它也像百老汇或伦敦西区音乐剧那样强调细节，那么在体育馆里演出就会显得能量不足。因此它更多的是往演唱会的方向去发展，强调歌唱性，强调舞美的华丽感。从法语音乐剧鼻祖《星幻》开始，就奠立了这种风格。
所以我们会看到，《罗密欧与朱丽叶》《唐璜》或者《摇滚莫扎特》都比较偏向于演唱会的感觉，歌手的地位也被捧得比较高。
《巴黎圣母院》的舞蹈确实太精彩了，舞蹈中融入了杂技。这些杂技演员最初来自法国导演吕克·贝松的电影《企业战士》，里面有一群飞檐走壁的人。他们演完电影后就被用到了《巴黎圣母院》，所以个个身怀绝技，呈现出舞蹈杂技化的特点。这些高难度的形体动作，歌手也确实难以做到位，当然舞者也达不到歌手的歌唱难度。所谓“歌舞分离”，就是把歌唱和舞蹈各自的长处放大到极限，这是它的优势所在。
韩晶：
舞台上的《巴黎圣母院》很经典，现实里的巴黎圣母院很伟大。它始建于1163年，直到1345年才正式完工，建造它花了182年时间。
然而建成后的巴黎圣母院也是命运多舛。1793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巴黎圣母院在这场革命中遭到极大的破坏。时隔37年，法国又爆发七月革命，巴黎圣母院再次遭到浩劫，彩色镶嵌玻璃窗全部被毁，教堂遭到人为的大规模焚烧，以至于巴黎当局不得不做出一个决定，把这座千疮百孔的大教堂全部拆掉。
幸好一年后，也就是1831年，雨果出版了小说《巴黎圣母院》。这本书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以致于掀起一场全国性的保护巴黎圣母院的行动。圣母院也因此一改被拆毁的命运，在历次修缮中得以保存下来。
2000年我去法国拍片，在参观巴黎圣母院时，一位当地朋友告诉我，二战时期，巴黎市民冒着生命危险，在德军入侵巴黎之前，把圣母院玫瑰窗上的彩色镶嵌玻璃小心翼翼地拆下来，带回各自家中，藏在地下室保护起来。二战结束后，他们回到巴黎圣母院开始重新组装玫瑰窗，结果发现，玻璃居然一片不少。
现在想起这个故事我仍然很感动，当年那些小心翼翼组装玫瑰窗的人们肯定不会想到，巴黎圣母院躲过了战争，却躲不过和平时期的一场大火。
2019年4月15日，巴黎圣母院遭遇特大火灾，极具标志性的教堂尖顶在烈焰中倒塌，2/3屋顶被烧毁坍塌，令人十分痛心。当听到火灾的消息时，你们是什么感受？
罗贝尔·马里恩：
我是魁北克人，虽然巴黎圣母院不在我的国家，但对我来说，它是世界遗产。世界上任何一处像这种规模的重要建筑遭到损坏，我们都会感到痛心。
当我听到教堂的尖顶折损、倒塌的消息后，除了痛心，我更为整座建筑会不会就此烧掉而担忧。我还想补充一点，维克多·雨果写《巴黎圣母院》，其实也是想要保护这座建筑，这是他写作的一个初衷。
爱拉达·达妮：
那天我正在意大利的家中准备《巴黎圣母院》意大利语版的意大利巡演，看到这个新闻和现场的图片，我感到非常震惊，也很伤心。在人们看来如此宏伟、如此坚固的建筑也会遭受摧残，还有可能会完全崩塌，我觉得世界上一切看似坚固美好的事物，都可能是非常脆弱的。
后来得知它被保护下来，人们正在修复它，包括今年它将再次开门迎客，我又感到非常振奋和高兴。如果有机会，我会再到巴黎圣母院好好看看，即使它可能不完全是过去的样子。
韩晶：
巴黎圣母院火灾后，法国一家游戏公司做出了一个令人瞩目的举动，把一款叫做《刺客信条·大革命》的游戏免费赠送给玩家。游戏以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黎为故事背景，并复刻了巴黎圣母院的全貌，复原程度据说“精细到每一块石头”。免费赠送游戏，是为了让这座在火灾中失去尖顶的大教堂，继续完整地活在数字世界里。
其实她不仅仅活在数字世界，它同样也活在舞台上。我知道爱拉达是2016年参演这部剧的，参演的第三年发生了圣母院火灾，你觉得火灾之后演这部剧和火灾前有什么不同?
爱拉达·达妮：
我感到伤感和害怕，不仅仅是为失去珍贵的历史文化瑰宝而遗憾，更因为它还代表着爱、信仰以及人类亲手创造的美。同时我也感觉我失去的是一件私人的东西，因为我是在《巴黎圣母院》的舞台上成长起来的，我饰演爱斯美拉达已经8年，所以内心会有特别的连结。
火灾后，一切都变了。每当登上舞台的那一刻，我都会觉得有一种职责，要用我的歌唱将它唤醒。尤其是唱《活着》和《波西米亚少女》的时候，火焰吞噬圣母院的情景就会出现在脑海，我想象着我是在用歌声将大教堂复活。
人们常说，当失去一样东西的时候才会格外珍惜，我很感恩我们还没有失去它。我也由衷地感谢艺术、音乐，因为它们让一些重要的时刻、重要的历史得以重现。
韩晶：
费元洪从事剧场内容运营和研究已超过20年，期间不仅策划引进了《剧院魅影》《悲惨世界》《伊丽莎白》《摇滚莫扎特》等世界经典音乐剧，还积极致力于华语原创音乐剧的孵化工作，孵化了包括《南唐后主》《南墙计划》《无法访问》《我的遗愿清单》等多部华语音乐剧。从引进到原创，前者对后者产生了哪些影响？
费元洪：
我们中国人对音乐剧这个形式，精神上一直是很有共鸣的。中国戏曲就是用歌舞来讲故事，音乐剧的精髓也是用歌舞来讲故事，只是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引进世界各国的经典音乐剧，目的是为了拓展审美视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往往会激荡出崭新的东西。试想，如果没有法国文化，就不会有英语音乐剧《悲惨世界》《剧院魅影》的诞生，因为那是法国文学传到英国产生的结果。
西方的音乐剧产业发展至今，已经比较成熟，在一定历史跨度内向他们学习借鉴，可以少走弯路。我们也在经历一个从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到看山还是山的过程。
中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背景和审美方式，在选择引进世界各国经典戏剧的同时，我们也在努力以中国人的审美做自己的戏剧。我想，《巴黎圣母院》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就是法国确实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法国文化是如此独特，无论是印象派音乐，还是印象派绘画，在欧洲都是独树一帜的，你会觉得它跟谁都不太合群，它是按照自己的方式，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同样，中国文化也是独树一帜的，所以我相信，我们也会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创新发展之路。
韩晶：
感谢费总的精彩分享。今年12月8日，巴黎圣母院将重新开放，在此我们祝愿巴黎圣母院永远安稳，也祝愿《巴黎圣母院》永不落幕。再次感谢嘉宾，感谢现场观众的热情参与。影海书香，下期再见！
来源丨浦东图书馆公众号
|
